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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历史考研:必考的100道中国史论述题之(十三)

2018-11-19 14: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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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明清时期的赋役与户籍管理】

(1)赋役:明朝的赋税征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纳米麦者称为“本色”,纳钱、钞、绢或以其他物产代输者称为“折色”。税率因地而异,有不同的“科则”,差别很大。为便于征收,各州县划分粮区,每粮区设置粮长一名,以地多纳粮多的大户担任,负责该区税粮的催征、验收和解运,同时也协助里长进行基层管理。役有正役,有杂役。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每年由里长一名督率一甲十户应役,称“见年”或“当年”,其余九里长与九甲人户在此后九年内依次应役,称“排年”。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通常是当地特产),支应官府公用等等。除此之外官府所派之役统称杂役,亦称“杂泛”,其名目、数量的伸缩性更大,主要包括官府差遣、仓库、驿递、土木工程等工作,粮长亦属杂役之列。杂役基本上是临时佥派,佥派标准则以黄册所载丁、粮状况为主,分为三等九则,丁粮多者任重役,丁粮少者任轻役。

明朝中期推行“一条鞭法”。

清朝赋役征收则基本沿袭明朝的一条鞭法。丁赋亦称丁银,即役银中按丁摊派的部分。为如实征收丁赋,每隔数年就要对丁口进行一次“编审”。但各地编审往往不实,隐匿丁口现象严重(参阅上章)。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将全国丁赋总额固定,以后丁赋即以各省康熙五十年上报的丁数为标准征收,此外多生人丁,“永不加赋”。此法主要是鉴于丁口编审不实而行,而且当时国家财政储备充足,“永不加赋”不会对财政收入造成过大的影响,相反使穷人免于增丁之累,可以作为“盛世”的标榜。但实行之后,也带来一些新的弊端。主要是丁赋数额固定,每除(死)一丁尚须补一丁,若一户内除丁数多,新添人丁不足抵补,就需要从亲族乃至邻里人户中递补,手续比较复杂。而且究竟由哪一名新丁抵补旧丁之额,也很难做到完全公平合理,易于引起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改革——将业已固定的丁赋按照田亩分摊,与田赋合为一体,几乎就是势在必行之举。康熙末年,“摊丁入亩”(10·史料)已开始在广东推行,雍正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人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分摊之后,大致每两田赋银之上新摊丁赋银数厘至三钱不等(因地而异),合称“地丁银”。从此以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继一条鞭法和“永不加赋”之后更彻底地简化了税则,使得“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继续削弱,客观上也有利于城镇工商业的发展。

(2)户籍管理: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以其为基础征发赋役。其中民户为国家常规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军户、匠户因已有军役、匠役的特殊负担,常规赋役可适度减免。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每 110 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推丁、粮多者 10 户为里长,其余 100 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 110 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黄册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更造,写明十年来各户人丁、财产的变迁,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了解户籍的变化,合理征发赋役。另外,还命各地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一州县中根据税粮多少划分为若干粮区,分别丈量其土地情况,详列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税则高低、田主姓名,编号绘制为分图,汇为州县总图册。鱼鳞图册和黄册互相配合,通过对耕地、户口两大要素的统计,实行户籍和赋役管理,在巩固明朝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到明朝中后期,黄册的更造渐成具文,地方官多简单照抄旧册予以应付,甚至提前预造以后十年、二十年的黄册,致使其上“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鱼鳞图册的编绘也基本未再进行。

随着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一系列改革,明初建立的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佥役无关,划分也因而比里甲更为灵活,每保所辖甲数和每甲所辖户数均不固定。保甲长的委派不论资产,而主要选用“才力为众所服者”。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财产状况和户籍类别。但里甲制并未取消,只是渐趋有名无实而已。清朝前期,里甲、保甲并存,里甲负责管理户籍,征收丁银,保甲负责维持治安。“摊丁入亩”之后,里甲制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渐与保甲合并。清朝的保甲制在明朝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完善,按十进制编立牌、甲、保三级,分设牌头、甲头、保长。除维持治安外,保甲也兼管某些社会公务,如人口统计之类,成为清朝最基本的基层管理组织。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汉代早期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的措施】

秦朝灭亡了,但在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有的流亡异乡,不得耕作,有的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面对这种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第“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这些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第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第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宫,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第减轻田租,十五税一。第命丞相萧何制定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代替临时颀行的约法三章。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适应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阶级政策。汉高祖推

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 年),继续“与民休息”。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近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上述政策和措施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逐渐得到发展,“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由此出现。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清初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

(1)背景: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为了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于顺治元年(1644 年)下令圈地,前后共占耕地面积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除一部分作为满洲贵族的庄田外,另一部分也分给八旗旗丁。圈地虽然规定只圈“近京各州县无主荒地及前明皇室勋戚所遗留庄田”,实际很多农民的土地也被圈进去,只拨给他们一些离京较远的“盐碱不毛之地”进行耕作。北京附近的农民有些逃往河南,有些逃往口外,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满洲贵族或八旗旗丁的庄客,备受八旗庄头的蹂躏、奴役和剥削。

为了隔离沿海人民与郑成功和其他反清力量的联系,清统治者颁布了“迁海”的命令,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的沿海居民内迁,在“迁海”的过程中,堕城郭,烧庐舍,给东南沿海的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武装镇压、土地收夺、强制移民以及剃发等各种民族压迫的措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明末的农民战争到清初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特别是江南人民反剃发的斗争、直隶人民反圈地的斗争、闽广人民反迁海的斗争、佃农的抗租斗争和奴婢的索契斗争的日益激烈,迫使清统治者在康熙时期,不得不逐步改变和收敛这些不利于其统治的反动的措施。

(2)措施:第一,停止圈地。康熙八年(1669 年)清朝政府在北京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应一律对待,凡该年所圈旗地,立即退还汉民,另由山海关、张家口等处旷土换补。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同时又对八旗庄头的横暴加以相对的限制,这显然是为了缓和因为圈地而激化了的民族矛盾。

第二,承认农民在明末所获土地。在明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有大批的官僚、勋戚、地主豪绅被镇压,原来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大部分又重新转归农民所有。清朝初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等地的明朝王公勋戚庄田,其中除直隶的一部分被清朝政府圈占外,其余的不是荒废,就是仍由原来的佃农耕作。这些佃农事实上已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民。清朝政府把这些庄田改名为“更名田”,承认它们属农民所有,“与民田一例输粮”。清朝政府的这一措施,使一些空闲已久的荒田继续垦辟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三,保护佃户与雇工。明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有些地区的佃农、雇工和奴婢在斗争中暂时摆脱了地主的束缚,清朝的法律也把佃户当作“良民”,并且有“勿许大户欺凌”佃户的规定。康熙、雍正时,清朝政府先后命令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不得“增租夺佃”,并劝谕他们在荒年时要减免地租。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清朝政府又制造了统一的铁斛、铁升颁行全国,以后又规定地主收租必须以国家的“仓斗”为凭,并在各县“勒石”永禁用“大斗剥佃”。雍正九年(1731 年),清朝政府把徽州府一带的“伴当”和“世仆”“开豁为良”,规定“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奴仆,一律改入“民籍”。这些措施虽不能很好地执行,但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大清律规定,雇工人比奴婢高一等,但又不等于“凡人”。到了乾隆时期,一些长工都和他们的雇主“共坐同食”,“平等相称”,而且“不立文契”,“并无主仆名分”,这说明一部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改善。

第四改革赋役制度。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无地少地的农民对国家的赋役负担因此有所减轻。无地的“市民”、“乡民”、“佃民”都不再纳丁银,纳地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而“官有兴作悉出雇募”,从此基本上不再按丁派役,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也削弱了。

第五,免除火耗银。清初的赋役除去地税、丁银之外,还有漕粮、白粮、经费、火耗以及各种杂项的差徭。火耗是从明代继续下来的在正粮项外的一种额外的加征,这项赋银主要是饱地方官吏的私囊,并不交给政府。康熙时,全国各州县官吏对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农民因火耗过重,以致流离转徒。雍正二年(1724 年),清朝施行了“耗羡归公”的办法,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由政府划一征收入库,然后再另给官吏“养廉银”。这项措施也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

【中国史论述题】

【试论述明清时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并评价】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代表了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一些此前未有的新现象。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术界习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方面较早的记载见于苏州丝织业。当地已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其中大部分仍属家庭手工业性质,但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织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类似的生产关系,在明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中均有出现。到清朝,这类情况继续有所发展,江南大机户拥有织机多者已达六百张,矿冶业雇佣劳动的规模也明显高于明朝。一些商人插足于棉织、丝织生产,通过贷款、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等方式,以包买商的身份控制了一批家庭手工业者,将他们变成在家工作的雇佣工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在明清两朝仍然只是出现于局部范围的局部行业,尚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

在商业领域,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入清后继续为政府和皇室经营专卖物资,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

另一方面,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清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上的冲击。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明清租佃制中依附关系的变化】

明清两朝,租佃制普遍存在于民间土地和官田、庄田等一部分国有性质土地之上,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依附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佃户与“凡人”同,地主对其实施人身奴役和虐待,在制度上属于非法。但事实上,佃户与地主之间总是多少不等地存有契约以外的依附关系。明初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仅亲戚之间例外。耕种贵族庄田和官、绅地主土地的佃户,更是往往受到后者挟政治权势而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如额外加派,遇灾不免,代人包赔,承当差役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地主,也时常对佃户进行额外勒索。如出租土地时要求佃户先缴纳一笔抵押金,停租时退还,称“押租钱”。有的作为租种礼钱缴纳,停租不退,称“批田银”。于地租外勒索鸡鸭、蔬菜、柴草等物,称“冬牲”。另外还有预收地租、大斗大秤、送租上门、过期加息等多种剥削手段。明朝后期,在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佃户、奴仆等纷纷掀起“佃变”、“奴变”,采取“抗租”、“霸田”等方式与地主斗争,推动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走向松解。加上明末战乱的影响,到清朝,佃户的地位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在一些土地荒芜,招募劳动力较难的地方,还常有佃户“刁悍成风”、地主“吞声茹苦”一类记载。清廷限制绅权、打击缙绅势力的措施,也有助于佃户人身束缚的减轻。

清朝租佃制中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定额租制的发展。由明及清,定额租制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原有的分成租制,到清朝中期,定额租制已在租佃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分成租制下,地主出于对剥削量的关心,往往要干预、监控生产过程。而采用定额租制后,就会出现“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情况。佃户只要保证按时足额缴租,即可以因时因地制宜进行生产,合理安排农时,灵活使用劳动力,摆脱地主的干预。其次是永佃权的兴起。永佃权指佃户长期甚至永远享有土地耕种权,它在宋朝已有萌芽,明朝逐渐发展,清朝已相当普遍。在永佃权下,土地所有权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地主保留“田底”权,佃户拥有“田面”权,田面权可以世代继承,及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让渡、买卖、转佃,形成多层次的复杂租佃关系,或地主易人而佃户仍旧,或佃户易人而地主亦未过问。永佃权的产生,或是通过缴纳高额“押租钱”获取,或是因为佃耕荒地、曾投入较多工本而获得,或是“霸种恶佃”通过斗争手段夺得。永佃权使得地主无法采取“增租夺佃”的方法勒索佃户,佃户可以有长期经营的计划,投资改良土地、精耕细作,因而产生了一批佃富农、佃中农,其经济稳定程度可能还在一些自耕农之上。上述两方面变化,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很多地主由乡居改为城居,甚至兼营工商业,其土地分散多处,无法一一照顾。也正因如此,定额租制与永佃权的发展,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表现最为突出。

【中国史论述题】

【论述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以及文化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明显的现象,隋唐宋元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

秦汉时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十分落后,自永嘉之乱,大批中原人口随晋室南渡,推动了南方的开发。不过降及唐朝前期,南方开发尚较为有限,北方尽管屡经战乱破坏,而旧基未隳,潜力犹存,恢复亦较迅速,故经济重心仍然在北不在南。据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户数仍占 54.5%,其中仅河南、河北两道户数即占全国 37.1%。隋朝开大运河,本为沟通南北交通,加强联系,并非纯出于将南方财赋北运的目的。隋及唐朝前期,关中地区经济状况已不及西汉,如收成正常,尚能维持朝廷所需,一遇灾荒,即需从关东大量补充粮储,皇帝百官甚至要到洛阳“就食”。但补充关中的粮食

并非专赖江淮,相当多出自河南河北(甚至还有西北)。武则天、玄宗时曾令江南纳麻布代租,称为“回造”,即表明当时北方粮食生产已基本满足朝廷需要。不过宏观来看,北方经近千年开发,土地利用已比较充分,农业生产技术亦臻于极限,因此经济增长的余地已经不多。而南方经济自东晋南朝以来逐渐上升,且自然条件优越,蕴藏着非常巨大的开发潜力,其取代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已是势所必至。

安史之乱成为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关键事件。乱后北方著籍户口严重减耗,同时中原人口大量向南方迁徙。唐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计天下方镇 48 道,申报户数 224 万有余(很多藩镇未报户口)。其中“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此所谓“东南纳赋八道”,其户数已占到全国申报户数58.3%。这时的南方已是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运河也真正成为朝廷的生命线。与北方经济的凋敝相比,南方经济发展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兴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丘陵山区得到大片开发,出现一批新的人口聚落,经济作物(茶树等)种植更加广泛。手工业方面丝织业开始推广,其技术逐渐赶上以至超过北方,造船、制瓷、制盐等业均有显著发展。城市的繁华超过北方,作为运河枢纽的扬州几乎已具有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其城市生活之丰富侈靡大为时人倾倒,至有“人生只合扬州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咏。草市的大量涌现、海外贸易的活跃也都引人瞩目。

唐末大动乱中,南北方经济均受到严重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北方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故南北经济差异继续扩大。北宋建国,放弃汉唐旧都而定都于无险可守之汴京,主要出于接近漕运的考虑;而统一方略先南后北,很大程度上亦在于利用南方财赋。据宋初《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致秦淮以南户数已占到全国 59.1%,以北仅有 40.9%。以十万户以上州府论,北方二南方三;五万至十万户州,北方五南方十七。可见户口分布南多北寡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统治期间,北方经济较之晚唐五代也有很大恢复,但受与辽、夏战争的影响,黄河又屡发水灾,故经济恢复程度仍受牵制,难以追赶南方。南粮北运不但未见终止,其规模反而继续扩大。唐朝漕粮最高数字在300 至 400 万石之间,宋朝则平均达 600 万石,最高时 700 万石。北宋后期,东南户数已占到全国一半,加上西南则超出三分之二。至“靖康之难”,北方再遭战火蹂躏,大批人口南渡,则又一次促使南北经济差异扩大,完全奠定了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

南方经济发展带动文化发展,进而提高了南方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这在宋朝也有明显表现。唐朝宰相十分之九为北人,北宋宰相 72 人中,南人已占到 31 人。时云“东南之俗好文”,“西北之人尚质”,南人在科举考试中优势突出,故北宋后期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别考而单独录取,以维持取士人数之均衡。结果东南百人取一而西北十人取一,录取水准高下判然。南宋立国南方,南人顺理成章地在政府中占压倒多数,已与东晋南朝“侨人”掌权之格局大异。

在蒙元统一全中国的过程中,江南所受战争破坏比北方轻得多,南、北经济差异因而继续扩大。元朝定都华北,“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三分之一。元廷疏通漕运,开辟海运,都是为了征调南方财赋的需要。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元朝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南人位居四等人最底层,“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甚至为求仕不得不“诡籍于北,而讳弃父母之邦”。这就又与宋朝的情况不同了。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西周的社会结构】

西周社会结构最大的特点是国、野区分制,它们之间是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各自有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社会职能。国、野之分在商朝可能只有粗略的萌芽,形成较普遍的制度是在周初分封以后的事。周初分封诸侯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被封者率本族族人到达封地后,首先要建立一个名为“城”的军事据点(通常就成为封国的都城),逐渐由点向面扩展,完成对封地的控制。这种城(包括其近郊)在当时也称为“国”,“国”以外的广大田土则称为“野”。国、野之分由此形成。诸侯又向下分封采邑给卿大夫,采邑分为都、鄙,其中心据点为都,都外田土为鄙,区分原则与国、野相同,也可以纳入国野制范围论述。

国、野的居民分别称为国人、野人。国人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其上层即贵族,又称“君子”。他们世代垄断官职、爵禄,辅佐国君统治国家。贵族是国人的核心,所以有“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的说法。占国人大多数的下层成员皆属于平民(自由民),他们有自己的经济、职业(如务农、从事工商业等),并对国家承担当兵作战的义务。下层国人与贵族有疏远的血缘关系,被置于宗法制的控制之下。在周朝,国人中参与国家日常政务的主要是贵族,但由于氏族民主制残余的影响,作为国君同族成员的广大下层国人也都拥有干预政治的权力。遇有重大问题,国君按习惯要征询全体国人的意见。国人干政的例子在西周和春秋都十分普遍。他们不仅能就重大问题发表政见,平时也可以较自由地批评掌权者,当集团利益受到侵害时还往往起而反抗,废逐乃至杀死国君。前文提到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从总体上说,国人都属于周代社会的统治阶层。

作为被统治阶层主体的野人,亦称庶人,主要是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居民,包括殷商等诸多古老部族的后裔,还有迁徙到内地的周边民族成员、流亡人口等。以殷商遗民为代表的野人起初在文化上高于其征服者国人,所以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孟子·滕文公上》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段话指出了国人上层——君子与野人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国人、野人为国家承担的不同义务。国人的负担——“赋”,在当时专指军赋,即给养、装备等军事费用。国人的主要义务是当兵作战,因而缴纳大约十分之一的产品税收充作军费。野人的义务则是农业生产,他们是井田制下的劳动者,以助耕公田的方式为国家负担劳役地租。野人原有的社会组织农村公社,在被征服后并未受到破坏,因而他们仍以此组织接受“君子”的统治和剥削。虽然受到比较强的人身束缚,但仍不同于完全失去自由的奴隶。周朝奴隶称为“臣妾”,多来自战俘,其总体数量和用于农业生产的比例都不是很高。

国、野区分在春秋时开始出现破坏的迹象。随着经济发展,传统上国、野截然分别为二的国家管理方式渐趋一体化。各国因战争需要,不断扩充军队,最终也打破了只有国人才能当兵的限制,大量征召野人为兵。《左传》载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皆指这一转变(州、丘都是郊外野人所居之地)。这样就促进了国人、野人身分差别的泯灭。到战国时,国、野的界限已完全打破,国人干政的民主传统也随着国人阶层的消失而成为历史陈迹。国人、野人合二为一,逐渐演变为新兴专制政权下的编户齐民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春秋时期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

春秋时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也处于剧烈转变之中。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开始出现,传统的“工商食官”制度逐渐被冲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一批私营工商业者,其中一些人拥有相当庞大的资产。如陶朱公(范蠡)以“善治生”著称,“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贡经商致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样在昔日“贵”的阶级以外,又增加了“富”的阶级。昔日“贵”、“富”合一,现在“贵”、“富”出现了分离。与此相联系,贵贱等级不可逾越的传统观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一方面在各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许多贵族家破人亡,沦为平民甚至奴隶;另一方面一些平民依靠自身才干获得君主的赏识、重用,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奴隶因立功得到解放的例子也偶尔可见。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出现转化,诸侯凌驾天子之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诸侯国内,有的诸侯权力被卿大夫篡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出现,这是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为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出现乃至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末年,人们对社会阶层的概括已逐渐由贵贱之别转向职业区分,即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变动导致了社会的复杂化,统治者不得不对传统治国方式作出相应调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成文刑法的颁布。中国古代刑法起源很早,但并无公开条文,只是由判决者临事决定惩罚标准,贵族阶层以此拥有家长式的生杀予夺权力。但到春秋后期,一些国家为形式所迫不得不改变这一传统。公元前 536年郑国“铸刑书”,前 513年晋国“铸刑鼎”,都是将成文刑法铸在铜器上公诸于众。郑国初铸刑书时,晋国保守贵族叔向致信于郑国执政子产,指出此举会导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则回答说“吾以救世也”,指出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

总体来看,春秋是一个西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逐步解体的过渡时期。就当时人的感受而言,可以“礼崩乐坏”一语蔽之。泛指传统制度的广义礼乐固然已无法维持,特指具体典礼、仪式的狭义礼乐也在逐步破坏。这是等级制度瓦解、等级观念淡漠带来的必然结果。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兴衰】

从东汉到魏晋,统治集团中逐渐形成一个带有贵族色彩的门阀士族阶层,它拥有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其影响由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唐代。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社会上形成了一批既有经济和宗族实力、又有文化背景的“士族大姓”,东汉创业集团即基本出自这一阶层。在东汉,一些士族大姓因世代通经入仕,位至公卿高官,还有一些则长期把持地方政权,往往又被称为世家大族。尽管有“党锢之祸”和汉末战乱的冲击,世家大族整体实力上升的趋势并未改变,而且事实上也成为魏、蜀、吴各政权的骨干力量。曹魏在选拔人才方面实施九品中正制,以收乡里“清议”之权,但九品中正制反过来成为世家大族巩固自己势力的工具,一些当朝为官的家族逐渐独占上品,垄断高官,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门阀士族就此产生。另外,曹魏赐租牛客户制以及孙吴的复客制、世袭领兵制也刺激了南北方士族势力的发展。西晋品官占田荫客制既是对士族的限制,更是对士族的妥协,士族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迅猛发展。

所谓门阀,本为“家门阀阅”的简称,指家族的政治背景。魏晋时形成的门阀士族,虽然就社会阶层整体而言是东汉世家大族的延续,但就具体家族来看则都是当朝显贵,与祖先在东汉的官爵地位不一定有关。然而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门阀士族很快凝固成为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的集团。一般来说,一些在魏晋连续几代多人被九品中正制评为上品(二品)、并因而担任高级官员的家族,以后就成为高门士族。而在九品的评定中未能获得上品(居于三品以下)、但仍有多人担任低级官员的士人家族,形成了士族中的“次门”、即次等士族。至于那些在魏晋没有“士”的身份、其成员没有资格被中正品评的家族,其后代即使贵盛,通常也不能称为士族,而被称作庶族或寒人。这样自东晋以下,“门阀”逐渐成为门第的同义语,它不完全意味着当时或近期的政治地位,而更多地决定于承自“冢中枯骨”(祖先)的特殊血统。

东晋是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高门士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主持朝政,相形之下皇权反而趋于衰弱。这些高门士族都是自北方南迁的侨人。“侨姓”士族门户很多,高下不一,又因南渡早晚拉开身份差距。此外,江南地区还有一些土著的“吴姓”士族。士族身份皆列于户籍,可因此享有免役的优待,又多广占田产,荫庇部曲佃客。这一时期,高门士族尚较有活力,故能支撑东晋百年之久。东晋末高门士族衰落,侨姓次等士族力量上升,相继建立了宋、齐、梁三个王朝。到南朝,作为士族代表的高门士族已经严重衰败。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的政争中已基本覆灭,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剩余的高门也人才凋零,失去实权,仅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他们首先是鄙薄武职、脱离军权,其次是不耐烦剧,不再担任重要行政职务,最终只能出任少量俸禄优、品级高、事务清闲的所谓“清官”。面对越来越多掌握实权的寒人,士族被迫深沟高垒,严自标置,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通过婚(婚姻关系)、宦(所任职务)与寒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几乎完全隔绝来往。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了尊崇门阀的观念,显贵后的寒人总想设法与高门士族交结,但却屡屡碰壁,狼狈不堪。然而高门士族的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只不过使自己变得更加虚弱。至侯景之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肤脆骨柔”、“体羸气弱”,往往“坐死仓猝”,或是颠沛流离,“转死沟壑”,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陈代高门士族仅存一些残余力量,到隋朝统一后,则已几乎消失无踪。

在西晋灭亡后的北方,士族的命运有所不同。西晋士族凡未南渡者,多凭借宗族力量据险(坞壁)自保,经历了艰难困苦,最后仍得到胡族统治者的依赖、重用,其免役特权和在选官方面的优越地位也大体能够保证。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士族成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民族隔阂尚存的情况下,士族炫耀门第、自我标榜之举也引起鲜卑贵族的敌视,最终引发了崔浩国史之狱,很多士族牵连受祸。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专门有“定姓族”一项,不仅人为地制造出一批鲜卑“高门士族”,也对北方汉族士族的门户高下进行了评定。评定标准兼顾各家族魏晋时官爵和在北魏的政治地位,定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等家族为一流“盛门”,以下门户各有差别。这样就一度确立了汉化鲜卑人与汉族的联合门阀统治。虽然此后不久北魏衰亡,门阀统治未能长期延续,但北方士族的活跃程度却明显优于同时期的南朝士族,直到隋唐仍然得到时人企羡、敬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北方士族在复杂环境下腐朽较为迟缓,进入北魏后仍长期担任军职和繁杂的行政工作,保持了活力,另外他们扎根宗族乡里,基础深厚,故元气长存不衰。即使在时代更易、政治特权丧失后,他们仍能凭借宗族力量和文化传统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从历史舞台消失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国史论述题】

【简述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依附关系的发展】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上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态经历了较大变化。两汉人身依附最显著的社会阶层为奴婢(秦朝已然),畜奴现象十分普遍。奴婢又称为奴僮、家人、臧获等,其法律地位几乎与物质财产相同,除任意杀害受到限制外,主人可以随意役使、殴辱、赠送及买卖。奴婢有官、私之分。官奴婢主要来源于罪犯、俘虏,私奴婢主要来自买卖。这些奴婢一部分被用于家内服役、贩运贸易之类非生产性劳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使用奴婢尤为常见。西汉中后期,破产农民大量沦为奴婢,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故而王莽有冻结奴婢买卖之举,东汉光武帝也一再下诏释放奴婢或改善其待遇。在东汉,奴婢数量的增长基本上受到了控制,其待遇和地位也有所提高。

奴婢以外,两汉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具有依附性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租种豪强地主土地、缴纳地租的佃农和为豪强地主雇佣耕作、领取雇值为生的雇农。佃、雇农阶层早在先秦即已产生,到西汉人数有了明显增加,佃农尤甚,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现象,自西汉中期以下越来越多。朝廷也常把国有土地出租给破产农民,以缓解流民的压力,称为“假民公田”,这些农民于是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对佃、雇农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一直没有作出专门规定,在观念上仍将他们与身份完全自由的自耕农同等看待。但事实上,他们在经济上对地主的依赖又必然演化出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依附性的佃雇农通常有宗族、宾客、徒附、部曲等名称。宗族本来是广义的“同宗同族”概念,宾客的原义为依托权门的游士食客,两者自西汉中期起一般分别指代同宗、非同宗的依附农民。因其对地主具有难以随便脱离、且通常身份世袭的私人隶属关系,故有“徒附”之称,因在动乱中常被地主组织为私兵,故又称为“部曲”。这样一个介于自耕农和奴婢之间的社会集团,到东汉有了更大的发展。光武帝推行“度田”,就是一次国家企图干预豪强地主占有依附农民的举措,但并未完全达到目的。豪强地主广建田庄,从事多种经营,其劳动者既有“奴婢千群”,又有“徒附万计”。尽管此时奴婢在生产中仍起着很大作用,但在法律上仍属自由人的依附农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奴婢地位缓慢提高,另一方面依附农民的身份日益卑微,两者逐渐靠拢,以致出现了“奴客”、“僮客”之类连称。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非奴婢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完全发展成熟,它通常被称为“部曲佃客制”。战乱使更多的农民被豪强地主所控制,他们不仅要为地主耕种土地,缴纳地租,还要服劳役,任杂务,战时则武装为私兵部曲,不单立户口,而附于主家户籍,世代相袭,非自赎或主人放免不得脱籍。但他们又都有自己的财产,并且不像奴婢那样可以买卖。在动荡的形势下,国家对这些依附人口进行清查、控制更为困难,不得不默许其存在。曹操创立户调制,舍丁而税户,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而且曹操兴办屯田,招募流亡农民为“屯田客”,父死子继,产品与官府对半或四六分成,不负担自耕农应承担的租调徭役,实际上是国家照搬了民间的人身依附模式。此后曹魏又将一些屯田客赐给大臣充私家佃客,仅供其役属而不承担国家赋役,则表明开始承认私人依附关系的合法性。孙吴也广泛推行了“复客”、即以佃客为赏赐的制度。西晋颁布占田制时,规定官员可按品级占有不同面积的土地,同时也可以拥有不同数量的合法的“客”,称为“荫客”。此举有限制违例多占佃客的用意,但事实上收效不大。以后直到南北朝,无论在北方的坞壁或是南方的田庄,部曲佃客都是其中主要的劳动者。相比之下奴婢的数量越来越少,史籍中常见“免奴为客”、“免奴为部曲”之类记载,说明大批释放后的奴婢转化成了部曲佃客。随着佛教的流行,寺院经济膨胀,拥有大量称为僧祗户、佛图户的私属人口,实际上也是变相的佃客。部曲佃客数量过多,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故而历朝统治者也经常采取检括户口之举,力争将限额外的部曲佃客重新划为国家编户,但只有北魏的三长制、均田制实行效果较为彻底,使自耕农数量有较多的增加。与民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变化相适应,魏晋南北朝国家控制的依附人口也主要不再是官奴婢,而是一些与部曲佃客身份类似的阶层。如曹魏的屯田客,所受人身束缚要明显高出西汉“假民公田”下的国家佃农,但又不同于官奴婢,实际上相当于国家的新型依附民——佃客。地位相近的又有专业化的世袭兵士,称为士家。汉朝的普遍义务征兵制在魏晋已经破坏,国家只能牢固控制一部分人户,令其世代当兵。他们单列“士”籍,集中居处,男丁为兵,妇孺转输,役及全家,父子兄弟相继,非立大功不得脱籍改业,婚姻亦仅限于同类,多由官府配嫁。东晋以下,这些世袭兵士又有军户、营户等名称,但性质大体相近,都是民间私兵部曲的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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