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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大汉耻:爱国者耿恭与叛国者李凌

2018-10-09 08:04:21

阅后即焚:有汉一朝,但凡有记载的人物,文臣武将,凡夫俗子,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发自肺腑的爱国。

纵然马革裹尸,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

我总在想,彼朝彼民,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爱国身影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最令我掩卷唏嘘的,是两个人:耿恭与李凌。

来源:网络

我酷爱读史,尤其是那些离我们已经很久远的历史。原因很简单,离我们越近的历史,被涂抹、掩盖甚至刻意扭曲的可能性就越大,读之不如不读。但越久远的历史,被涂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其中,读之总能令我动容的,是那个留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强音的大汉朝。尽管时间已离我们有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有汉一朝,苏武、卫青、霍去病、陈汤、李广、班超、傅介子……,群星闪耀,英杰辈出,那种心甘情愿为国驱遣,纵马驰骋,虽九死而未悔的豪气与身影,依然宛在眼前。

有汉一朝,但凡有记载的人物,文臣武将,凡夫俗子,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发自肺腑的爱国。

纵然马革裹尸,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

我总在想,彼朝彼民,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爱国身影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最令我掩卷唏嘘的,是两个人:耿恭与李凌。

有汉一朝,几乎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宏大的战争场景,史诗般的远征,残酷的搏杀,坚忍的意志。这其中,立下卓绝战功的将星辈出,多数人会记得横扫匈奴的卫、霍,但极少有人知道弹尽粮绝,凭几百壮士死守西域孤城三百个日夜之久的耿恭。

但一千九百年前,围绕着他而发生那场令人热泪盈眶的西域孤城防守与救援战,却最深刻阐释了何谓爱国,以及因何爱国。

西汉覆亡后,远遁的匈奴重新挟持汉家战略要地西域。东汉建立后,国力尚弱,但已开始重新谋划经营被匈奴挟持的西域,双方再次开始较量,耿恭就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耿弇弟弟耿广之子。耿氏家族在东汉初期可谓是群星闪耀,为东汉帝国的建立与崛起立下汗马功劳。耿恭的祖父耿况与其膝下六个儿子,全部成为东汉开国将领,其中耿弇更是成为东汉一代名将。耿恭的父亲耿广很早便已去世,耿恭年少时就成为了孤儿,但这并未妨碍他承继家族的强健体魄与军事天赋,以及坚守那种为国宁死不屈,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家族荣耀。

《后汉书》记载,“恭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耿恭担任司马,跟随骑都尉刘张、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等远征西域,破降车师(当时车师以天山为分隔,分车师前国与车师后国,国王为父子关系,称为车师前王、车师后王),汉“始置西域都护,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天山北侧)。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今新疆艾丁湖东北,天山南侧),屯各置数百人。”

这是一次虎头蛇尾的长途征伐。破车师后,窦固大军很快班师。

今天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明白,西域离汉本土几千里之遥,而匈奴庞大军力近在咫尺,仅“屯各置数百人”,到底是是出于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象征性主权宣示,还是一种朝廷“何不食肉糜”官员高高在上的盲目自大。

从窦固大军班师开始,这两支人数少得可怜的汉家兵团,就被置入了万劫不复,羊入虎口的悲壮险境,一场艰苦卓绝的孤城坚守战就此拉开帷幕。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二月,窦固大军班师,三月匈奴铁骑就兵临城下。北匈奴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车师后王安得以弱抵强,亲率大军迎战匈奴骑兵,同时紧急向耿恭屯垦兵团发出求救信。耿恭兵团总共只有数百人,与匈奴的二万铁骑相比,实在少得可怜,但耿恭还是派出三百人驰援:“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

三百勇士出发了,但并没有到达前线。在半途中,遇到了大批匈奴骑兵包围,三百人全部战死。“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并将耿恭驻守的金蒲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耿恭原本就只有“屯各置数百人”,三百前哨已全军覆没,剩余人面对匈奴两万骑兵,摆在耿恭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降,要么有死无生,来捍卫家族的荣誉与大汉帝国的声威!

耿恭选择了后者。

面对潮水般的匈奴骑兵,耿恭临危不惧,站在城头对匈奴军高喊:“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这是一种心理战,告诉对方,咱大汉的箭可不一般,射中你了,让你生不如死。匈奴人悍勇,哪听这一套,加紧攻城,到了射程内,城墙上黑压压一片箭射下来,匈奴人果然鬼哭狼嚎——耿恭让部下在箭头上涂了毒药(恭以毒药傅矢),一被射中,剧痛无比,继而伤口溃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那伤口血流不止,到了夜晚,愈发疼痛,整个军营一片哀嚎。

尤其令匈奴人郁闷的是:数百人的大汉守军,居然胆敢趁着当晚暴风雨劫营!毫无防备之下,被耿恭组织的敢死队一个冲锋,砍瓜切菜般蹂躏了一番,“杀伤甚众”。匈奴人撑不住了,“震怖”,哀叹说“汉兵神,真可畏也!”溃败而去。

但耿恭知道,匈奴人迟早要回来,金蒲城无法固守。他当机立断,把部队带到了疏勒城(今新疆奇台县)——“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该城依山而筑,地势险要,宜于久守——最关键,疏勒城下有一条溪流经过,是天然的护城河,足以缓解北匈奴骑兵的攻势。而且,有这样一条溪流,士兵的用水问题就能解决,再无用水的后顾之忧。耿恭的想法很好。可是他忽略了一点,这一点,恰恰是致命的,那就是如果北匈奴人控制了这条水源,城里的士兵可能就万劫不复。

(在岁月中静静风化的疏勒城)

匈奴一直都是一个骄傲的民族,数万人灭不了几百人,匈奴人无法咽下这口气。七月,左鹿蠡王的北匈奴军队再次兵临疏勒城下,残酷的攻城战再次开始,匈奴人数占据绝对优势,但死伤无数,就是攻不下来。

失利的北匈奴人这次并不急着退去,因为他们发现了耿恭的那个致命的疏忽。于是,他们在疏勒城溪流的上游扎下营来,堵断了河流。“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接下来,是安静的等待。他们有理由相信,断绝了水源的疏勒城将会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里出现崩溃。

时间,七月;地点,西域。七月流火,西域少雨。正如他们所料,疏勒城因为缺水,出现了恐慌。

这一招很毒辣,也非常有效,城内严重缺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战斗力急剧下降。没有水,即使城不破,将士也唯有死路一条。匈奴人也停止攻城,洋洋得意,静待城破。迫不得已,耿恭下令城内掘井,而这在西域戈壁之城,基本就是徒劳,“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耿恭仰天长叹:“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剌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

也许是天不绝英雄路,“有顷,水泉奔出”。

此时耿恭的雄才大略再次显露无遗:他禁止干渴至极的将士喝水,而是令将士将水直接从城头泼向匈奴人,“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来吧,老子有的是水!

匈奴人彻底傻眼了,“虏出不意,以为神明”。

但匈奴人这次没有撤走的打算:虽然耿恭坚守住了疏勒城,但在匈奴人的威逼利诱下,焉耆国与龟兹国倒向匈奴,共同出兵进攻车师前国。设在车师前国的西域都护陈睦手头上并没有多少军队,很快在焉耆与龟兹军队的联合打击之下,全军覆没。北匈奴趁机大举南下,侵入车师前国,彻底包围了柳中城里汉军另一“数百人”的关宠军团。而八月,汉明帝去世,朝廷正是大丧之机,无暇他顾,更不会在意这孤悬海外数千里的几百名音讯全无,不知生死的士兵。

换句话说,耿恭军团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绝望和死亡是可以看到的唯一结果。

但好在没有一个人投降:“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

漫长的围城仍在继续。此时这批汉军困守孤城已7个月之久,城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把弓弩上用动物筋腱做的弦和盔甲上的皮革等都统统煮了吃了,将士们一个个死去,但疏勒城仍然没有陷落,幸存者宁死不降,汉军大旗高高飘扬。匈奴人也精疲力竭,使出招降一招,“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是如此记载这件事的:“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

白话文翻译,耿恭诱匈奴使者入城,抓到城头,一刀斩之,然后用火烧烤——匈奴使者成了汉军团的粮食。匈奴人见了,跪倒在地,一片哭声。千年之后,岳飞写下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大抵典出于此。

耿恭此举,断掉了匈奴人最后一个幻想,“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疯狂攻城,想杀光这些汉人。城里活着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们仍在坚持,射杀每一个靠近的敌人。

如果没有救援,这支已寥寥无几、形容枯槁的汉军团,最多只是在死亡的道路上多走几天而已。

此时,经过漫长的信使曲折,关宠军团写给朝廷的求救信终于抵达长安,“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一场救与不救的争论在朝堂展开。

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信是8个月前写的,几万人围困几百人,估计早已城破。况且现在已是冬天,大军行动也不便,为几百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将士,兴师动众,数千里劳师袭远,代价巨大,实在不值。

理由非常充分。

但司徒鲍昱给出了更铿锵的理由:“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

危难时驱使将士,紧急时弃之不顾,对外是纵容了蛮夷,对内则伤了忠臣良将之心。战事再起,谁还会为国效命?

国不爱民,民因何爱国?国家不尽自己的本分,民凭何爱国?!

《后汉书》用三个字记载了朝廷的态度:帝然之。汉帝国从来不冷却英雄的热血,即使这次救援注定失败,也要向世人宣告汉帝国从来不会放弃为他战斗的勇士!

之后救援行动迅速展开。汉军在风雪中西出玉门关,去找寻那已不足百分之一的希望!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经过昼夜兼程的赶路,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抵达天山南边的柳中城。

令大军惊异的是:柳中城并未失陷,一直在关宠军团的坚守中。

汉军遂“击车师,攻交河,斩首三千八百级,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但这支汉军的军团长、戊己校尉关宠,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守城战,已经心力交瘁,当看到援军终于来到时,几个月来支撑着他的坚强意志,终于不抵身体在饥饿与寒冷中的摧残,一病不起,很快死于军中。

关宠守卫柳中城的经过,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他坚守了柳中孤城近300个日夜,可以想象,这是一场不亚于天山北边耿恭的艰巨战事!但关宠如流星一样,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他的痕迹。

但天山北边的耿恭,是否还活着?救,还是不救?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的:会关宠已殁,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

范羌是耿恭近乎绝望时派去敦煌求救兵的部下,他用行动证明了一个军人的气节与忠诚:战友不知死活,何敢独生!

“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馀,军仅能至。城中(疏勒城)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

耿恭的数百守军,在经过缺水、缺粮、缺衣以及夜以继日的战斗后,有的死于饥饿与寒冷,有的死于战场,到现在,一座城池,只剩下最后的二十六人。

城墙上观察哨发现的新“敌情”丝毫没有令守城队伍害怕,他们早习惯了。近三百个日夜的苦战,他们坚守着这弹丸之地,以区区数百人,顽强地顶住匈奴数万大军一波接一波的进攻,疏勒城在战火的洗礼中已经千疮百孔,但仍然坚强地屹立着。

对于耿恭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战了。死不足惜,无缘再报国罢了。他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号令,二十六个人的队伍集结完毕,个个衣裳褴褛,但英气逼人。战士们引矢上弩,严阵以待,只等指挥官下达开火的命令。

但城下传来的是熟悉的旧部的声音。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

汉遣军迎校尉耳——七个字,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不抛弃,不放弃,一个国家的待民之道,一个国家骨髓里的价值观。

《后汉书》如此描述之后的场景:开门,共相持涕泣。

三月初,这支疲敝却英勇的队伍终于抵达汉帝国的边关:玉门关。守卫疏勒城的二十六名勇士,生还玉门关的,只有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其余十三人,或死于阻击匈奴追击的战斗,或是由于体力不支,死于撤退的途中。

(油画:十三将士归玉门)

中郎将郑众亲自在玉门关迎接英雄的归来,为耿恭接风洗尘,并慨然上书皇帝,极力褒赞耿恭的功勋:“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给耿恭守疏勒城给予极高的评价,义薄云天,与前汉的苏武相交辉映,范晔评道:“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

不为大汉耻——这可能是对一个爱国者最高的褒奖。

耿恭军团用他们的坚韧忠贞,汉帝国用它的不离不弃,共同阐释了:

到底何谓爱国?!

因何而爱国?!

令人唏嘘的是,耿恭后因上书奏事冒犯皇亲国戚马防(伏波将军马援次子,皇太后兄弟,授车骑将军),遭弹劾而被入狱免官,并遣送原籍,最终老死家中。

李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晰也最模糊,最落寞也最令人唏嘘的背影。

他背负着“叛国者”的标签,一直伫立在历史的那一端,遥视、拷问着这个称为“大汉”的民族。

我自己每读《汉书》、《史记》、《资治通鉴》,读到李陵的时候都会不忍卒读,都会刻意翻过去——因为读来倍感心酸。

李陵因一战而成名,一战而名灭,其命运连接着汉民族众多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司马迁、苏武,他的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生与死,家与国,背叛和守节,冲锋陷阵的军人和搬弄是非的文臣……。

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挣扎与选择,但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最后功败垂成,徒留此生余恨。

说到李陵,必须先说他的家世。李陵生在陇西李家,一个三代人都出生入死,血战报国的军人世家,但这个家庭始终很诡异地笼罩着一层抹之不去的厚重悲剧色彩。

祖父飞将军李广,身经百战却终身未封侯。李广育三子,长子李当户,李陵之父,李陵出生时已死,李陵做为遗腹子由母亲抚养长大;成长过程中,身为代郡太守的二叔父李椒也死了;之后祖父李广因在公元前119年与匈奴的漠北战役中迷路,被大将军卫青派文书问责,李广因“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且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史记·李将军列传》)”,引刀自刭;此后李陵唯一的直系血亲、因卓越战功封关内侯的小叔李敢,因不忿父亲冤死,殴伤卫青,被卫青外甥霍去病上林苑秋猎时暗箭射杀。当时霍去病正为武帝所宠,武帝辨曰:“鹿触杀之”……

在叔父李敢被射杀44年后,李陵也客死在“胡天玄冰”的异乡。由于此前李家已被汉武帝“族灭”,自此中原大地不复再有陇西李家矣。

大汉威震天下,但李家三代大将,却都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死得莫名其妙,这是陇西李家的诅咒,还是国家的悲哀?汉武帝雄才大略,但雄主往往有刻薄寡恩的一面,这种特质,在对陇西李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生于单亲家庭的李陵,他的成长伴随着周围至亲一个一个陨殁,说没有消极影响是不可能的,但虎父无犬子,年少失怙并未影响他对家族善战传统和忠贞报国的完美承继,也阻挡不了血液里天然流淌的建功立业的渴盼。《汉书》是如此评述他的: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彼时李陵有多大,无从得知,但相信不会超过20岁,“善骑射”,“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一个霍去病一样追风少年的形象跃然纸上。

(汉将军 李陵)

到李陵时,陇西李家已有超过20年无人封侯,而自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后,匈奴远遁,汉匈之间也几无大战。这就是屯酒泉、张掖边关,日夜训练楚人五千骑射的李陵如此看重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那场大战的原因,也能充分解释他降而不死的逻辑:一个把振兴家门、建功立业置于军人死节之上的悲情英雄,除非是“不能战、不善战”,否则,作为李广的孙子,不愿因以无寸功之身而死,辱没门庭。苟全性命,只是为了如浞野候赵破奴一般重返大汉,一雪前耻。

但鬼使神差,那场堪称汉家耻辱的大战,不仅重新改变了汉匈的对峙形势,更彻底改变了李陵的人生,也为后人带去了太多的不值和叹息。

李陵因一战而成名,一战而名灭,这一战,发生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距重创匈奴的漠北大战整整20年。

《汉书》如此解释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

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

当年的手下败将,竟敢“杀略吏民”,教训是必须的。问题是,“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一将功成万骨枯,谁来领军,无比关键。

汉武帝选了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没错,就是那个“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的李夫人)和宠臣李延年的长兄。李夫人得宠时,李广利获封贰师将军、海西侯。

一个外戚。

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完全没有本事的外戚。

李广利数次出征大宛及匈奴等地,战绩平庸得令人愤怒。

刘向是如此刻薄评价他前面远征弹丸小国大宛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

但也许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外戚给汉武帝的印象太好了,汉匈休战20年后的大战,晚年刚愎自用的汉武还是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广利。但汉武的运气,在卫、霍身上,真的用完了。

战争的结果并未出人意料:三路大军,李广利领三万主力骑兵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未遇单于主力,但李广利军仍被匈奴围困,差点无法逃脱,汉军伤亡极大,死亡率高达十之六七(《汉书》: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

另外两路大军,因杅将军公孙敖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邪山会合,无所得,返。

唯一可圈可点的是本被视作这次战役点缀的李陵五千步兵,堪称完美的开始和过程,却是一个悲剧的结局:骑都尉李陵自请领五千步兵击匈奴,遇且鞮侯单于主力,兵败,降。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汉武对李陵灭族。司马迁批外戚李广利,并为李陵辩解,汉武帝正因为自己宠妃之兄李广利出师无功而恼怒不已,一怒将其下狱,并施以残忍和羞辱性的宫刑。

汉武帝也许不会想到,9年后,他包庇、宠幸的贰师将军也降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复侵五原、酒泉,掠杀边民。武帝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击匈奴,《汉书》如此记载战事结果:

“单于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汉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

草包将军李广利以7万汉家儿郎,换取了偷生与苟安,但好景不长,“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攻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怒)〔骂〕曰:「我死必灭匈奴!」《汉书》”。

遂屠贰师以祠。

“遂屠贰师以祠”——大汉的主帅,成了匈奴祠堂的祭品。只是不知他临死前的那句“我死必灭匈奴!”,到底有几分发自内心。

现在,我们回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那场改变李陵命运的战争。

选定主帅后,汉武“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

出身将门世家,渴望建功立业的李陵,对外戚李广利的能力心知肚明,当然不甘为他押运粮草,于是发生了如下这样一场经典对话:

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阑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

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

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汉武帝说你要打可以,战马全给了其他部队,我一匹战马都没得给你。李陵的回答是,没有骑兵没关系,我训练的荆楚勇士都是神射手,我愿以少击众,率我的五千荆楚步卒远征单于王庭。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李陵说这话,到底是将门之后骨子里的自信,还是为国效命的急切?大西北戈壁沙漠,一马平川,无遮无拦,易攻难守,一旦敌方发动骑兵攻势,机动快速,剽悍凌厉,步兵几乎没有抵抗的可能,将陷入灭顶之灾。当年卫青、霍去病均是靠比匈奴更强大的骑兵突袭才一战成名的。

李陵作为一名驻守西北边关,熟悉漠边地貌的将领不会不懂这一点。但他还是选择了带领五千步兵出征。

汉武帝同意了李陵的请求。为应不测,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其出兵后半道接应。路博德,何许人也?曾为伏波将军,征战南越,一名老将。接到这道命令后,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史书上的记载是“羞为陵后距”。

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李陵军至浚稽山,遇单于8万骑兵主力,且战且退,9天斩杀匈奴近2万人,最终退到距离汉边防守军仅100多里的地方,弹尽粮绝,仍没有任何一支友军来救。

事后,汉武帝称路博德不救李陵是“老将生奸诈”,但,没做任何处罚。

事实上,李陵这次出击,几乎把步战弓弩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如有援军接应,这次出战本应成为冷兵器史上步兵抗击骑兵的最经典案例。

这次出征的行军路线也是存疑的。最初,李广利向西北方向天山附近进军,李陵本来的目的地是去兰干山南以分单于之兵。兰干山的具体位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山盖近居延塞外”,可以肯定的是离居延海汉军的实际控制区域不远。而武帝并没有同意这条路线,而是指定李陵从居延出遮虏障,一路向北,“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李广利、李陵军队进军路线图)

这条路线相比李陵的提出的要更加靠北,距离汉军实际控制区也更远。四年前(前103年),汉将赵破奴正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北上至浚稽山遭遇匈奴主力,并在向东南受降城方向退兵的途中,被单于八万人围困,最终两万军队全军覆没的。

这算不算李陵悲剧的预演?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李陵军团悲情的始末。

“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

李陵不会想到,9年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将第二次率军到这个叫浚稽山的地方作战。只是,这次,他是汉家将领,9年后,他是匈奴的王侯。

李陵军到达浚稽山后,竟与单于遭遇,被三万骑兵包围。李陵此时显出了足够的大将风范,并将步战弓弩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不慌不忙,将装箭矢的大车环绕起来作为营寨,带领士兵营外列阵,前排持戟、盾、后排持弓弩。匈奴见汉军人少,便直接正面攻击大营,李陵部五千人全是李陵多年训练的射手,弓弩齐发,匈奴应弦而倒,匈奴撤退,汉军追击,杀敌数千。

首战胜得惊人的漂亮!

单于大惊,召集八万多骑围攻。李陵军向南边打边撤数日,到达一山谷中。连续作战后,士兵多有受伤,李陵令三处受伤的躺在车上,两处受伤的驾车,一处受伤的拿兵器作战。李陵发现部队士气低下,查之,发现“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发现原本装载箭矢的随军车辆中有士卒擅带的女子。

“陵搜得,皆剑斩之”。

后面我们会发现,车里如果没有这些女子,而是箭矢,就算没有援军,李陵军团或许也不至覆没。

但,历史没有如果。

第二天再战匈奴,汉军又毙敌三千余人,随后引兵向东南沿着龙城旧道行军四五日,来到一片满是芦苇的大沼泽中。匈奴人强攻无效,从上风口方向发动火攻,这一招非常致命,但李陵临危不乱,命令军士也放火,烧出隔离带以自救——这是这种情况下的唯一正确的求生办法。

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派遣其子亲率骑兵攻击李陵。李陵军在树林中步战,又杀死数千敌军,并且用连弩射退单于。由于李陵军逐日南撤,已接近汉家南面边塞,捉到的匈奴俘虏交代说单于担心伏兵,且亲率精锐却拿不下五千步兵,屡被嘲笑,已萌退意:

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汉书》)

这时,李陵军还有四、五十里地就可以走出山谷,匈奴急于在山地消灭这支军队,仗着人多,攻势日急,双方一日交战数十次,李陵军又杀敌二千余人。匈奴出动所有精锐,损伤惨重,还是啃不下这支五千人的汉军硬骨头,绝望之余,正想退兵,但这时一个汉军军侯的叛降,将几乎已经逃生的李陵军团推向了绝境。

这个军侯叫管敢。因为这场战争,这个普通的名字被永远记录在案,并与汉奸画上等号。

管敢因为被校尉所辱,投降了匈奴,同时出卖了李陵军的真实底细:

“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

两条致命的信息:

1、没有援军;

2、箭也快用尽;

狼狈不堪的单于得知大喜,斗志重燃,放心大胆派出骑兵阻截了汉军后路,仗着山势居高临下四面射击汉军,箭如雨下。李陵部队一边向南撤退,一边苦战,还没到鞮汗山,五十万支箭用尽,只好丢掉军车继续撤退。

《汉书》如此记载此时情况:

“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峡谷。”

我想来重新复盘一下前面的战斗过程:无一匹战马的五千荆楚步卒,用30日行军抵达浚稽山,离本土千里之遥,遇8万敌精骑围攻,9天时间,徒以肉身,日数十战,杀敌逾万,“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司马迁语)”,到达离国门仅有百余里的地方,竟然“士尚三千余人”。

这是一个怎样恐怖的数字?

一支怎样恐怖的部队?

一个怎样恐怖的将才?

在汉武帝对陇西李家灭族后,李陵曾如此愤怒质问汉使: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李陵这句话,没有丝毫夸张。

《汉书》记载了这支队伍的最后结局:

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陵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

最后突围结果,“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汉书》)”。

五千汉家男儿出塞,苦战9日,辗转近千里,最终竟得四百余人生还。

“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这是李陵拟战死前的最大遗憾。假设那些车上没有士卒藏匿的美女,而是箭矢,结局或许真的会不一样。

他没有抱怨为何没有援兵。

李陵突围,“虏骑数千追之。”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汉书》)

匈奴单于如获至宝,封右校王,妻以女儿。

从这一刻开始,心高气傲的李陵,注定成为同样傲骄的大汉的弃儿。

如果当年战死,李陵会成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又或者,全心全意归附匈奴,做个名副其实的“汉奸”,倒也简单。

但他选择了一条终日承受良心煎熬的不归路。

李陵的投降,至少在灭族前,都只是一个诈降,正如他在《答苏武书》所道:“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

但他的补救措施将李陵彻底推向了不归路:“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书》)

他派遣了一直依附于外戚李广利,率精骑出战却一无所得的公孙敖去考察和迎接李陵。“敖军无功还”,顺便找了个漂亮的借口:李陵在帮匈奴练兵对抗汉军。

“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史云: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其后,汉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愤怒责问使者:“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使者回答:“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答曰:“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

李绪本为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后降匈奴,单于很看重这个李绪,位置还在李陵之上。李陵当晚便派人刺杀了李绪,并因此得罪匈奴大阏氏(单于母亲),单于怜其忠义,将其藏于北方,等大阏氏死才回来。

也是在这个北方躲藏的过程中,李陵有机会接触老友苏武——这是后话。

不难看出,李陵终究是心系故国。无端被“族灭”,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汉地。然而李陵却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

此后他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汉书》)。”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拓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

这是一个一直生活在煎熬中,极不成功的“汉奸”。他或许心灰意冷,但从未真正叛国。

李陵唯一一次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降匈9年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陵率三万精骑对战汉军商丘成部。而他和汉军会战的地点,竟正是他手绘地图,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

这是否是上天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李陵终可借此快意复仇?

我们回到《汉书》对这次大战三路汉军的描述:“贰师将军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

主力“贰师将军”李广利的结局,前面已经交待:“单于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李广利以七万汉家儿郎换取了苟生,但一年后就被“遂屠贰师以祠。”

大汉主帅成了匈奴祠堂的祭品,这是汉匈对抗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失败。自此后,攻守易势,汉匈基本罢战,开始和亲。

另一路大军,史书的交待极其简单: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

最诡异的,是第三路大军,也就是与李陵在浚稽山会战的商丘成部。《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是如此简单记载的:

“御史大夫军至追(斜)〔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此事的诡异之处在于:浚稽山正是9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他曾手绘地图,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烂熟于心。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御史大夫之职,不是来带兵打仗的。商丘成军事才能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此战后再未见他有任何军事表现。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困难重重。

又,以兵力计,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劳兵袭远,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李陵骑兵穷追而仓皇奔逃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

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合理的解释或许只有一个:李陵并未真打。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属以今人之心,揣古人之意,更无法体味塞外苟活者李陵的悲怆心境。

一死易,不死难!

▌尾声、

大汉其实一直都知道李陵的苦楚,也知道对李陵的亏欠。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那场耻辱之战结束三年后,李陵与大汉之间再次出现和解契机。

后元二年(前87年)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病逝,8岁幼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这两人都是李陵密友,“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在单于置酒赐汉使者宴会上,趁单于、卫律离座更衣时机,《汉书》记载了汉使立政与李陵之间的如下对话:

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汝。”

陵曰:“霍与上官无恙乎?”

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

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恐再辱,奈何!”

是的,回去容易,但汉室朝堂反复无常,忧再受辱耳!

一句奈何,道尽李陵渴望归乡,却又难抑“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灭族伤痛的满腹凄楚。“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但武帝族灭其全家,对于他来说,在大汉已没有什么需要他证明,需要他守护,需要他奋发的东西了。

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

这次李陵是决绝的语气:“丈夫不能再辱。”

但他内心其实是一直在挣扎,在渴望回去。

在刺杀李绪藏身漠北时,与好友苏武岁近在咫尺,但一直觉无颜面见。过了很长时间,单于派李陵去看望苏武并做劝降,但在苏武回答:“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后,并无真劝降意图的李陵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李陵与苏武)

泣下沾衿——这大抵是李陵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是真心羡慕苏武,虽苦,但在外人眼里,气节分明。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苟活以图后效,会阴差阳错,被推到无法回头的境地。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被匈奴单于扣留了十九年的苏武归汉,在置酒送别故人的凄凉心境中,李陵唱出催人泪下的《别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越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剑毁坏,兵士们全部战死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

歌毕,陵泣下数行,因与武诀。

他不是不想归,他实在已经是无家可归。

他因一战成名,也因一战而名灭。他自认忠良之后,却做了降将。他一心想要光耀门楣,却害得家人灭族。他在异族过着优裕的生活,却始终难消心中块垒。他寂寞生活在“胡天玄冰”之中,直到公元前74年客死异乡。

千年后,辛弃疾作“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短短18字,写尽李陵有国难报、有家难归,心中无以复加的悲怆境遇。

好在古人作史者,皆非为朝廷背书之人。就是这样一个有志难酬、有口难辩的“叛国者”,太史公司马迁对其的评价是“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

“有国士之风”——这恐怕是对一个“叛国者”最高的褒奖了吧?!

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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