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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庐陵,小试牛刀(一)

2018-10-07 23:36:30

夕阳西下,晚霞初起,归鸟投林,暮色四合。

“前面就是庐陵县了,”一个人喃喃说道,“被派到庐陵这个地方做知县,实乃三生有幸,同时也诚惶诚恐啊。”

他深知庐陵的历史、现状与担任庐陵知县的重大责任。

庐陵的“庐”字来源于绕城池而过的一条庐水,“陵”字则是因为庐陵多为丘陵,《诗经·小雅》中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说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始置庐陵县。从此,庐陵就开始慢慢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文化圣地。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北宋文坛领袖、“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给庐陵做代言人,含金量真是十足,“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大人应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庐陵声望也”。

欧阳修、文天祥、胡铨、杨万里、刘辰翁、邓郯、周必大、杨士奇、谢缙……于千千万万人之中,于千百年来,他们都是巨大的存在,都是历史上的奇男子、伟丈夫。

但庐陵在明朝的名声却不太好:“庐陵民风强悍,素有善讼之俗,大小事件稍有不和,立即讼至官府,案牍堆积如山,官府疲于应付。”知县许聪曾给上级上书,说这里民风刁悍,动不动就打官司,每天都要处理很多案件,每个诉状都洋洋洒洒上千言,看得他头昏脑涨;他抓了很多人,但监狱小,容纳不了,想放走一些刁民,这些刁民却因为监狱里有吃有喝,赖着不走,恳请领导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

便宜行事的权力上级没有批准,许聪看着庐陵这个烂摊子,无能为力治理,遂提出辞职,灰溜溜地离开了庐陵。从此,庐陵成为地方官谈虎色变的地方。

“老爷,休息一下吧,前面就是庐陵县了。”

“走吧,今晚到县衙,收拾一番,安顿下来,明天就要正式工作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办理。”

看着天边这么美的晚霞,再累也可以坚持走下去啊。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中提到的年、月、日均为农历),“升龙场驿丞王守仁为庐陵知县。”

对龙场,王阳明也颇为不舍。就是在这里,他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经历生死考验,亦悟透大道,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就是在这里,“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生活中纯粹的宁静让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他办书院,又开始讲学,四方有志之士陆续云集在龙场,聚居在他的周围。他开始声名远播。

他与门人、书院学生一一告别:

雪满山城入暮关,归心别意两茫然。

及门真愧从陈日,微服还思过宋年。

樽酒无因同岁晚,缄书有雁寄春前。

莫辞秉烛通霄坐,明日相思隔陇烟。

“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来”,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王阳明怀着满满的不舍,与三位仆人离开贵州龙场,赶赴庐陵。

除夕之夜,王阳明一行四人进入湖南境地,过溆浦、辰州、常德、沅江、长沙、醴陵,然后进入江西境地,过萍乡、安福、泰和。

正德五年(1510)三月十八日,他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跋山涉5水,终于从贵州龙场来到了庐陵。

39岁的王阳明到达庐陵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早在39岁之前就建立了功业,赢得了功名;不知道有多少人在39岁就英年早逝,含恨入土;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重复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故事。

但对王阳明来说,一切都刚刚开始。39岁的他,也是全新的他,跃跃欲试。心即理与知行合一,新思想的火花要绽放,就需要落地。庐陵,将是他的第一块试验田。

我来了,庐陵!

作为一县的父母官,首先要解决百姓的什么问题才能得到民心?该如何解决?王阳明在接到庐陵知县的任命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任第二天,他拿出了方案:首先解决庐陵的诉讼问题。

自古以来,司法不公、诉讼问题,就是百姓的心头大患。进行公平公正的司法判决,为民做主不惧权贵,是地方官员迅速获得民心、稳定治理的首选。很多官员为什么被称为父母官、清官,就是在诉讼问题上能为民做主,打击权贵,清洁廉政,断案如神,比如赵广汉、黄霸、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历代被百姓传颂的清官。

找到主要问题了,如何解决,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孔老夫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夫子谦虚地说他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的目标是使人们不争讼。其实就是孔夫子希望人们在发生纠纷时,用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来调节与协调,尽量不要用诉讼这种手段。古代的里长、亭长、三老等都有协调民事的职责,像刘邦作为亭长,就要经常协调乡民的矛盾与争斗。

“心即理”的“理”,即天理、良知。王阳明相信每个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希望用道德手段来调节诉讼,那么首先就要教化乡民,帮助他们找到内心深处的“理”,改变内心,改变观念,诉讼自然减少。

因此,上任伊始,就诉讼问题,王阳明连发两篇告谕息止诉讼——《禁省词讼告谕》和《再禁词讼告谕》。

本着“为政不是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的理念,在告谕中,王阳明首先唤起百姓的羞耻感,“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王阳明说庐陵是一个文化圣地,却以打官司而著称,真的为大家感到羞耻。劝说百姓不要动辄就打官司,那些打架斗殴的事,比如邻里之间争斗;家庭不和的事,比如兄弟之间争夺家产;小偷小摸的事,比如东家少了一只鸡、西家少了一头羊等,就不要来县衙了。呼吁大家以良善行事,包容忍让,互敬互爱,互帮互助。

其次,与百姓约定,如果确实要打官司,那么就要按照规定办事:一是每次只上诉一件事,不能牵连到其他事。二是每次诉讼的文字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30字,超过者一律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更要受罚。

再次,指出打官司往往导致家庭破败,遗祸于子孙,呼吁熟知礼法、人品敦厚的县中父老调节乡民们的诉讼事件,并慎重选择里正三老,让他们承担起劝诫的职能。恢复了申明亭和旌善亭“两亭”制度,旌善亭是光荣榜,表彰贤良;申明亭是黑榜,警戒丑恶,用道德来唤醒百姓心中的向善之心。

最后,王阳明也明确告诉百姓,对于大案、要案、冤案,一定会亲力亲为,认真、严肃处理,鼓励父老主动呈报。

王阳明高效、公平、公正地处理了一批案件,也用良知与同理心去感化百姓,很多百姓都幡然悔悟,甚至感动得流泪,诉讼风气很快得到了缓解。

当时的庐陵灾疫盛行,很多人都生病了,有的人怕被传染上,对病人就不管不问,甚至是自己的父母、子女得了病,也狠心把他们丢在一边,很多人不是因为瘟疫而死,而是因为没人照顾被饿死的。王阳明一边派医生下乡救治百姓,一边免除赋税以解决百姓的困顿,一边发布告谕书,劝百姓行孝悌之道。

王阳明在告谕书中说:乡邻之间,平时就应该互相帮助,大灾大难面前,更应该互相照顾和扶持,一起渡过难关。我作为县令,也是“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只有父老乡亲之间互相帮助,行孝悌之道,为亲人清扫房间,端汤送药,周到地照顾他们,才能躲过此次大患;如果有的人家缺药,则官府一律免费提供。

三月十八日到任,迅速解决诉讼和瘟疫问题后,四月份,王阳明决定重点解决庐陵的盗贼问题,开始抓社会治安。庐陵向来多盗,王阳明又颁布告谕:“今县境多盗,良由有司不能抚缉,民间又无防御之法,是以盗起益横。”

借鉴王安石的保甲法,即乡村住户,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让德高望重的人或者富人来做保长。王阳明决定在庐陵建立保甲制度以防备和缉拿盗贼,他和豪杰父老约定:住在县城里的,十家为甲;住在乡村里的,一个村为一保。家家互助,人人自保。保甲制度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很多强盗也不敢出头露面了。

有一次抓到了一个大盗,王阳明亲自审问。大盗乜斜着眼睛,说:“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说:“今天咱们随便聊聊天。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大盗说:“脱就脱,这有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你把内衣也脱了吧。”大盗说:“脱就脱,光着膀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又过了一会儿,王阳明说:“那你不如把内裤也脱了吧。”大盗慌忙摆手说:“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什么不方便的?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有良知的。”大盗惭愧地低下了头。

据说有个强盗集团,打家劫舍,严重影响了百姓生活,几个强盗头子叫多应亭、多邦彦、王和尚。在王阳明保甲法的防备下,强盗的日子也日渐窘迫。三把手王和尚被抓捕,王阳明用良知学说攻下了王和尚的心理防线,他供出了多氏兄弟二人。多应亭、多邦彦被抓,王和尚被释放。有一天,多应亭的母亲到兵道申诉,说两个儿子是被冤枉的,兵道把案子打回庐陵,要求重审,王和尚作为证人。

王阳明觉得有点儿蹊跷,不动声色地提前做了一番安排。他命令把审讯地点设在后堂,他亲自审讯。王和尚、多应亭、多邦彦刚到,有个衙役就跑进来说有领导在宾馆等着要见王大人,王阳明随即和衙役出去。多应亭、多邦彦、王和尚三人面面相觑,观察了一会儿,确信没有人在场,王和尚悄声说:“多忍两夹棍,便为汝脱矣。”三人窃窃私语,密谋串供。

三人商议完毕,自以为万事大吉,正喜上眉梢之时,从桌布盖着的案桌下面钻出来一个人,这不就是县衙里的师爷吗?三人大惊失色,还没回过神来,就见王阳明也从屏风后面走进来,坐在案桌前。三人瘫坐在地,只好一一如实招来。原来是多应亭的母亲买通了王和尚,让他一人顶罪,做证人为兄弟二人解脱。

这件事瞬间就传遍了整个庐陵县,沉重打击了强盗的嚣张气焰,庐陵县的匪患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百姓都交口称赞王阳明治理有方,攻心有术,保甲法有效,审案有谋。(见后续)